梁桂全 —— 一论解放思想

21世纪一个世界性大事变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广东为先。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从1978年至2007年,广东生产总值由186亿元猛增到30606亿元,可比增长41倍；人均生产总值由247美元增长到4080美元,翻了四番；外贸出口总额由14亿美元增长到3692亿美元,增长了260多倍,创造了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罕见奇迹。但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广东能否跨越危机和挑战,浴火重生,走向新的发展境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今天,广东特别需要更多的忧患意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民族,如犹太民族、日本民族,正是忧患意识激发了他们求生存、图发展的民族活力和奋发精神。 2006年,日本在经济衰退10多年于近几年逐步复苏之时,重拍了电影《日本沉没》,引起社会轰动。而在30多年前的70年代,战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人并未沾沾自喜,相反是忧患意识的唤起: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出版了小说《日本沉没》,轰动东瀛列岛。但到80年代,当日本在制造业方面称雄世界,就有人开始喊叫“日本人也可以说不”,不过几年,日本就陷于10多年的衰落。真是应了千古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中国崛起,广东崛起,我们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吗?我们会在崛起中沉没吗?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发展的机遇与成功总是和发展的危机与挑战相伴行的。发展本身就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即成功的发展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机；因此昨天的成就并不保证明天的成功。早在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颇有预见地说,“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成长阶段的转换,我们也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是依赖资源外延开发的增长模式,已经面临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挑战,可能导向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的高速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依赖比较优势外向带动和低成本资源要素外延开发相结合的发展路子。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成就了广东三十年的辉煌,另一方面又正在走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内,土地资源已趋于枯竭,外延开发已逼近极限,外延扩张增长方式无以为继；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难以为继；以依赖大量物质资源消耗为前提的粗放型加工制造业体系,正在面临全球资源短缺和价格上升的严重冲击；激烈的国际竞争,正在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干预政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出口导向劳动、资源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造成很大的国际压力；上述因素加上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正在快速消解企业狭小的利润空间,广东面临企业大规模关闭、外迁的严峻挑战；传统工业化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引致人们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急剧恶化,并已进入爆发期。同时,依赖大规模土地资源开发支撑的外延式扩张,也必然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和城乡矛盾激化。近几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强烈地表明国内发展格局正进入重大调整转换期,传统外延增长方式正在结束。广东能否适应这一系列新变化呢?

二是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导致产业被挤压于国际产业链低端,面临不可持续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工业化的快速起飞,除了上世纪80年代国内短缺经济的强力拉动外,最主要的是借助环大西洋经济圈和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加工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强大推力,具有强烈的外向带动特征。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成就了广东奇迹般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我们的产业被挤压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受制于国际产业链强势环节(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控制,自主度低,国际依附性强,发展风险大；我们的产业被挤压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付出多,收益低,并大规模消耗自身的短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快速陷入资源、环境高约束瓶颈,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扎根性低,这种国际候鸟经济正在严重威胁我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目前已经开始出现港资、台资或韩资企业成规模关闭、外迁等)。

同时随着经济的阶梯式成长,我省区域发展比较优势被迅速降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加速了这一进程。事实上广东已经开始直接面对相对晚工业化国家比较成本优势的挑战(据厂商反映,越南的要素成本约相当于珠三角的40％—60%；去年一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正在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首选地),也面对国内相对落后地区比较要素成本优势的挑战。

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目前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压力下,国际产业竞争和市场竞争进一步白热化,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国门之外,也发生在国门之内。 2006年,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就开始新一轮挺进中国市场的行动,特别是第三产业；他们甚至提出了“行业斩首行动”,即围堵中国行业中的大哥大,采取注资、并购、收购方式把中国行业里的大哥大收入囊中,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相关产业。此外,由于我们的产业被约束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必然导致人口结构低端化(如近两千万外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工聚集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造成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社会低端化情况,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蔓延,对社会管治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三是在区域经济群雄并起大格局下,广东面临地缘经济边缘化的危机。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广东一花独放、一马当先的格局已经结束,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全国全方位大开放和区域经济群雄并起、万马奔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从我国沿海地区看,全线开放正处于新的升级期。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地区正在进入以产业国际化为特征的新的工业化。上海在前几年就实行退二进三,发展以物流业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打造东方国际商业之都,并期望超越香港成为中国对接国际市场的第一通道。以京津融合为龙头,华北地区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天津正迅速成为华北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连接世界经济、对接经济全球化的枢纽和通道。福建配合中央维护台海和平、促进国家统一的大局,加速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带,并借此推动福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广西、云南紧紧把握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 2010年全面启动的前效应,配合中央的周边国际战略布局,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和合作,使他们成为中国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大通道,并借此为动力推动本省(区)经济新的腾飞。特别是广西,还力推泛北部湾经济区,力争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夺我国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战略高位。可以预见,一个大西南区域大开放和国际大开放新格局正在广东西边酝酿形成。

在此格局下,广东是继续仅仅满足于自我守成,陶醉于GDP的高增长,在百舸争流的格局中被边缘化呢?还是要面向全国,放眼国际,把握新机遇,发挥和增创地缘经济新优势,确立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定位,走向新的发展台阶呢?

经验教训证明,在国际竞争大舞台上,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争夺和保持竞争强势位更重要。2001年11月6日朱镕基总理与东盟领导人商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广东特别是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来广东对此却没有作出积极呼应和安排。这反映了广东至今还没有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没有形成国际发展战略意识和地缘经济战略思维,缺乏全国大局意识；广东这个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思维已经远远落在中央战略思维后面了。

四是原来前店后厂的粤港澳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面临相对衰落危机。广东的外向带动发展模式,首先是通过港澳这个开放大通道、大枢纽实现的。我们通过与港澳的产业融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区际产业合作发展模式。但是,发展到今天,这种合作模式也已经陷入困境。在珠三角的资源、劳动密集型“后厂”开始逐步丧失竞争优势；香港的前店由于主要是与国际市场的中低端产业和产品对接,因此也不能适应广东产业升级的需要；同时,随着广东产业高端化,特别是发展以物流业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将会逐步出现同构竞争局面。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CEPA虽然有力地推进了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深化和繁荣,但经过几年发展,CEPA合作框架对深化粤港澳合作的局限性也已显露。无疑,香港作为重要的世界商业中心,其优势和作用仍远未全面发挥出来,有巨大的拓展空间,依然是广东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同时,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正在加速成长为世界级经济区和世界级国际大都会圈。我们是解放思想, 拓展和深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更紧密地联手走向世界,还是固守旧局,任由衰落?这是对我们胆略和智慧的新考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广东如何配合中央对港澳两地民主政治进程的安排,为港澳两地的繁荣、稳定提供支持,深化粤港澳区域合作就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和更迫切的要求了。

五是社会矛盾凸显使改革发展进入高压态。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现代社会建构过程,必然引致大量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社会变革经历了体制转型,新的利益力量结构形成等阶段,现在正进入新社会阶层利益博弈阶段。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凸显甚至出现局部的社会利益冲突。这包括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城市与乡村等矛盾；思想文化领域中以财为本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矛盾；政治领域中以个人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和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矛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上述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 问题是现在这些矛盾出现了几种情况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一是社会矛盾张力过大,社会公平面临挑战；二是利益博弈未制度化、博弈机制未科学化,相对利益博弈和谐化的需要,制度内的利益协调和利益规范能力趋于弱化,利益博弈有可能越出制度框架引起社会震荡；三是社会矛盾利益博弈的失衡转向对政府、对执政党和社会制度的冲击,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制度安全。我们如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形成科学、和谐的利益博弈机制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现代化社会变迁的健康推进；此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世俗化、物质利益化正在引起精神家园的沉落,社会关系的恶性分化。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严峻的课题:我们的现代化将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现代社会?!

六是改革开放锐气渐消,先行一步的地位和优势正在被降解。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曾经是我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先行者,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破除阻碍发展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先行一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必须看到,今天我们虽然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仍走在前边,但就整体而言,从主流上说,广东生气勃勃改革先行者的形象与地位正在逐步消解或非主流化,改革创新精神正在退化。这既源于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先富起来,形成了既得利益,小富则安、富了求稳,慢慢消解了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对社会变革中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不足。我们重于破, 勇于破,冲破束缚我们干事发展的旧体制,却欠缺建的思维,通过新制度建设适应和规范传统社会解构和现代社会建构进程,及时将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利益关系制度化,将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精神制度化。通过近几年对我省社会矛盾凸显情况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激化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缺失及制度失效情况严重,甚至因显制度、显规则缺失、失效,潜制度、潜规则在实际上起主导作用而导致社会利益关系被扭曲,公平、正义之魂弥散,并成为社会腐败和黑恶势力滋生发展的温床。我们是否有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西方曾经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成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呢?

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既是当前的凸显问题,也是带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既是我们经济社会成长过程中矛盾的展开和深化,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发展体系中复杂矛盾的反映。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世纪。我们正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但我们的崛起之路也充满矛盾、风险和危机。我们既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围堵打压,也要面对自身变革中各种矛盾冲突引致的内部压力。机遇可以使我们迅速崛起,风险可以让我们毁于一旦。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

从广东自身看,能否避免在各种矛盾压力下,过早地结束高速发展,陷于未老先衰的困境中?我们不能沉醉于GDP高速增长的荣耀中自我满足。日本在上世纪最后20年,在其发展达到巅峰,开始向美国、欧洲叫板“日本人也可以说不”时,迅速转入长期停滞和衰退。重要原因是没有重视行将来临的知识经济革命的深刻影响以及其内部各类矛盾的积累。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昔日的辉煌并不等于明天的成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当应时刻铭记。

前几年国内外曾有过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作为“华盛顿共识”范例的拉美发展模式已经破产,引发“拉美发展综合征”的全面爆发,其基本教训就是发展的依附性及其内部矛盾的积聚。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要取得成功,必须解决前后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推动工业化起飞；二是在取得初步工业化成功后必须建立起自立世界的能力,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建立相对优势,摆脱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通过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初步成功实现了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必须破解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随着中国工业化向纵深推进,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我们对世界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我们就更不容盲目乐观,更需要百倍警觉。崛起的成功和崛起的危机是相伴而行的。广东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必须为国家发展大局承担起破解第二步难题的责任。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股灾和金融市场动荡并不是一个偶然孤立事件,它可能预示着经济全球化三十年布局激发的潜力已经释放完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知识革命创造的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经济如果进入衰退,必将引起全球经济大动荡,也必然波及高外向度发展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广东经济。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如果把世界文明的发展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我们面临的发展挑战将是更广泛的。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主导下的人类文明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陷入了巨大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可以概括为三大危机: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人冲突的社会危机、人文价值精神陷落的精神危机)。日本有学者说地球面临的危机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机遇。我们能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果断进行文明创新和超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具有二重性,即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同时全面创新人类现代化文明。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经过几十年努力创新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人类文明的二次复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把广东作为破解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先行地区或试验区。前三十年,广东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社会变革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杀出一条血路”。今后广东作为排头兵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使命,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率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国际发展的教训和我们面临的挑战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破解广东下一轮改革开放发展一系列难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广东当好排头兵的根本任务。